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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当代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产生于l9世纪40年代西欧和德国并作为当时一种社会思潮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经过别国人解说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背景和作用功能与中国国情相距甚远,难以发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作用。坚持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人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很表面和肤浅,经常导致生吞活剥和照抄照搬的“左”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已经是为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所一再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分析和比较,选择了用自己的悟性咀嚼和消化了的、并与国情相对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其构成的各个部分理论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和政治的许多具体原理总是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相联系,其适应性和指导性会受到国情的制约,而哲学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提供的是思想和智慧,是真正的普遍真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遗迹,但其思想精髓特别是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一切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化的理解开始运思的。
  19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先进人物所理解的唯物论不外是一种知行统一的客观性原则,尽管他们还不可能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践意蕴,但是客观性原则作为一切唯物主义的共有的基本特征,对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熟知恩格斯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一“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实践中却总是习惯于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欧洲或俄国革命的原则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把革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行、罢工和城市的武装暴动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触发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毛泽东作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彻底地反思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脱离中国实际的对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首先就表现为尊重中国的具体国情,革命的出发点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中国的实际。毛泽东用中国已有的成语把唯物论的中国化概括为闪闪发光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就是他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
  毛泽东不仅在唯物论上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对于辩证法他也情有独钟。辩证法是唯物论的灵魂,是完整理解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像唯物论必须中国化一样,辩证法也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对辩证法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对辩证法做了与唯物论相一致的解说。对于唯物论他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于辩证法他在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同时,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凸显中国与西方和俄国国情的不同,最后也归结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按客观按规律办事。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思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依靠的农民主力军、实行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也就不难制定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胜利,更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中国化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生过程。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中国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但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没有发挥出更多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经济也比较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就没有搞清,脱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去推行高度集权和一大二公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后导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解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也陷入崩溃的边缘。要挽回社会主义的颓势就必须坚定地进行改革,从国情实际出发,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把社会主义放在中国的“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上是个关键,这就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必须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别人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从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起始,在承认中国是个东方落后国家的基础上来考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长时期的“左”的思想路线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使人头脑僵化,形成了一整套脱离中国实际的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只有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对传统观念的迷信,才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邓小平在新时期唯物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不是一般地强调实事求是,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而不是胡思乱想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承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时期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制高点。有了这个正确的思想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社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发展战略论和“一国两制”论等就十分自然地在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生成了。
  在唯物主义中国化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邓小平理论也蕴含了辩证法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传统的辩证法主要张扬了矛盾的斗争性,强调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和一致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这种认识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再经过列宁的强调和革命斗争的体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时代的普遍共识。经过“阶级斗争为纲”的熏陶,我们甚至已经把一般的斗争上升为“斗争哲学”的高度,形成了对斗争、革命、批判、打倒的过度迷信和崇拜。邓小平不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没有从哲学理论上对这种“斗争哲学”进行批判。但他通过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实践,坚决地否定了这种片面性的哲学,开启了对立面之间和谐合作的新思路。在邓小平看来,一切对立的东西,它们之间不仅有对立和斗争,而且也有和谐合作的一面,这一点过去被遮蔽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可能释放出来,成为事物发展的一个维度。比如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就可以合作互补,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可以恰当地结合,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可以找到平衡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在香港和澳门与祖国大陆之间实施“一国两制”,在国际范围内,和平与发展可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等等。所有这一切在邓小平理论中虽然是初步的,但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身影,从而为辩证法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迈出的第三大步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以中国化的姿态所做出的科学回答和自觉回应。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到了21世纪初,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任务是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综合选择和设计,需要更全面地解放思想,建立更加系统和综合的发展模式、管理模式和利益制衡模式。这种形势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所面临的主要是拨乱反正、回复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来不一样,前两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对革命和建设失误的反思,是为了走出被动局面而向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回归,而现在第三次中国化是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的主动进取,是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理论的进一步探求,这是需要拿出大智慧、大手笔才能应对的新局面。面对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决心,更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出新的路子,迈出新的步伐,更深刻地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实际。
  3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人民共同参与改革开放,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空前地增多了。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就需要找到能够聚拢人心、团结前进的新的发展基础,找到能够予以托付并为之真诚服务的立足之本。旧唯物主义把物视为本,马克思哲学以人及其实践为本,毛泽东与邓小平以中国的实际为本,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全部工作只能是以人为本。人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这里的人既不是某些官员心目中的民,也不是作为与敌人相对立的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人民,人就是生来俱有平等权利的作为类的人。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的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就是作为有鲜活生命的每一个个体的人。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关心他们的生命、衣食、饱暖,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服务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宗旨。唯物论向来就具有本体论之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在科学意义上确立以人为本的基石,这是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新里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进展。
  与以人为本密切相关并作为以人为本的直接成果的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人彼此都是等价和互动的,它不仅要求人要自重,首先把自己视为本,而且更要求尊重别人,把别人都视作如同自己一样的本。这样,整个人际之间就会在人皆本的共同基础上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就会建成一个团结合作的和谐社会。所以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分别在党的十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相继提出来,表明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前提。正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社会和谐成为新形势下辩证法中国化的纽结。辩证法长时期来一直在斗争和批判的氛围中运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展示了辩证法的和谐视域。和谐作为对立统一的一维本来就内蕴于辩证法之中,只不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潜在和被遮蔽状态。构建和谐社会将辩证法的和谐一维解放出来,成为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路径。对立面不仅要斗争,一方克服另一方,实现对立面的转化;对立面之间还要合作、互利,互补,共赢也是事物发展的常态,辩证法也由此进入中国化的新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普及,赋予其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之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创新,融入时代精神,反映实践成果,回应现实需要。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步历史进程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宗旨的要求,尤其是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更从科学的视角,主动积极地策应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深入普及和巨大创新,是哲学工作者应该格外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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